台灣創業團隊經常散發出「不好意思」的氣質。像是不好意思拿資源、不好意思講英文、不好意思展示自家產品。太多的不好意思，使得台灣前往矽谷的團隊數一年不如一年，契機一次次從手中溜走。

「打群架」是拋開「不好意思」的壯膽訣竅、也是縮短新創公司進軍國際市場距離、一塊最有力的敲門磚。為了拋開彆扭的氣質，陳泰谷鼓勵他接觸的創業團隊，行有餘力買張機票去矽谷看看。到了矽谷，則盡可能地打開五官，與創投、當地創業者交流，體驗在地使用者的需求以及生活方式。「當你到了那個環境，就會督促自己更努力。」

「我沒有鼓勵大家都變壞、都變狼，但是當機會來臨時，要站上風口，才有起飛的機會。」陳泰谷說。

2016年九月，標榜可以隨消費者喜好、調整配料的智慧釀酒器 Alchema 成員，前往舊金山參加 2016 TechCrunch Disrupt SF 大會，與來自全球逾 70 國、750 個以上的創業團隊交換創業想法。此行不只 Alchema，另外還有 11 個台灣的創業團隊，在台灣新創競技場 (Taiwan Startup Stadium, TSS)執行長黃蕙雯的協助下，來到矽谷。

運作上帶有半官方性質的 TSS ，起源於起源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「創業拔萃」計畫。歷任 Google、Yahoo 奇摩等擔任管理職的黃蕙雯，首要目標是打造 TSS 為「新創團隊進軍海外市場的最後一站」，將台灣創業團隊推向國際。

創投看新創團隊的標準之一，是產生收益的價值。或者，更直接地說，創投大多數在意的是可以量化的用戶數及流量。如果創業者只經營台灣市場，變現的機會就差了一大截。

如今軟體科技創業，不像過去創業團隊走出國際，需要縝密的計畫與多方資源銜接。現在只要  App 一推出，搭配多國語言的翻譯，便能順利站上國際舞台。

縱使機會擺在眼前，但美國矽谷創投 Quest Venture Partners 亞洲地區合夥人陳泰谷觀察，台灣創業團隊經常散發出「不好意思」的氣質。像是不好意思拿資源、不好意思講英文、不好意思展示自家產品。太多的不好意思，使得台灣前往矽谷的團隊數一年不如一年，契機一次次從手中溜走。

「做生意得有門路、人脈，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新創團隊，單打獨鬥地進入國際市場的門檻是很高的。」 TSS 目前約有六十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導師 (Mentor) ，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從事網路相關創業。這些導師手把手帶領新創團隊開拓市場，從投資簡報、海外加速器面試等各階段，都備有大補帖。

「由熟門熟路的人帶領，組織『Founders’ League（創業者聯盟）』，能夠有效地將海外經驗傳承予青年。」陳泰谷分析。他認同「打群架」是拋開「不好意思」的壯膽訣竅、也是縮短新創公司進軍國際市場距離、一塊最有力的敲門磚。為了拋開彆扭的氣質，陳泰谷鼓勵他接觸的創業團隊，行有餘力買張機票去矽谷看看。到了矽谷，則盡可能地打開五官，與創投、當地創業者交流，體驗在地使用者的需求以及生活方式。「當你到了那個環境，就會督促自己更努力。」

陳泰谷要台灣創業者擯棄埋首寫程式的苦力形象，在矽谷時要把各方建議記下來，回台灣再慢慢嘗試。

「我沒有鼓勵大家都變壞、都變狼，但是當機會來臨時，要站上風口，才有起飛的機會。」陳泰谷說。

民間推政府協作

多年前，陳泰谷轉任 Quest Venture Partners 亞洲地區合夥人之前，曾經歷三次創業的經驗。第一次創業時，他懷抱著滿腔熱血，夜以繼日地與團隊一同投入於金融科技 (Fintech) 的技術開發。然而，礙於法規的限制，即使傾盡全力研究法條，最後仍因「不合法」而胎死腹中。

傳統上，金融產業需要龐大資本支撐，背後牽涉的法規也非常複雜。當新創業者以科技方式，企圖優化金融服務，讓交易能更透明、或者去中心化的時候，往往受到現有資本額及法規的阻礙。
「從營業第一天，他們就擔心自己有觸法及坐牢的可能。」主張推動金融監理沙盒法案、屢次與金融科技新創業者接觸的立法委員余宛如表示。

當前，世界各國爭相競逐金融科技的版圖。余宛如立委辦公室指出，英國早已於 2014 年成立創新實驗室 (Innovation Hub) ，並於兩年後，在監理沙盒法案的保障下，協助 175 家新創企業取得事業進展。而鄰近的亞洲國家如日本，則於 2014 年起實施《日本產業競爭力強化法》，其中「消除灰色地帶制度」的規範，已有 74 家企業用以預先詢問業務是否抵觸現有法規。

宏觀來看，資訊力決定未來金融產業的範圍及領土，當中國大陸第三方支付平台—支付寶、美國的 Apple Pay 悄然瓜分台灣市場的份額，台灣的新創團隊不免自問：「我們自己的金融科技產業在哪裡？」在全球化的威脅下，不只新創團隊要走出去，政府亦應從源頭鬆綁制度。

在余宛如的立法版本中，取消了資本額的限制。余宛如表示，「金融科技是真正地鼓勵創新，不是玩資本的遊戲。」一旦金融監理沙盒相關法案通過，新創業者即被賦予在金融監管單位設置的實驗場域中，能夠模擬各式金融服務優化的新技術，並測試其附隨的影響，進而釐清法規的灰色地帶。

以往，金融監管單位的心態總是被動地與新創團隊互動，並以文書審查為主。

如今法律規定，公務人員必須主動積極地了解跟協作，回答金融科技業者的疑問，直接開啟新創業者與金融監管單位對話的契機。

曾經，像陳泰谷一般，台灣有許多新創團隊糾結於法律規範、迷失於茫茫大海中。台灣的起步，對照矽谷還有周遭崛起的大國晚了好久。懸於一線的創業生態，迫使政策推動者加緊腳步、鬆開法規枷鎖，用新的規則來免除新創業者的擔驚受怕。

「民主的壞處之一是冗長的立法關卡，拖慢建立制度的速度。」陳泰谷因此認為，政府與其思考如何做，倒不如放手讓民間已經在做的事情、擁有足夠的空間及資源成長上來。

余宛如補充，如同去年政府推出的「創業家簽證」，截至今年 10 月，僅 35人申請、26 人通過，與兩千張的目標落後一大截。背後緣由，政府在早期政策規劃時，缺乏完善的配套，政策自然不會成功。當務之急，政府需要盤點台灣現有的資源，找出優勢吸引國外創業人才，才有足夠的說服力吸引外國創業家買單前來。

當矽谷成為台灣創業圈下一步的願景時，可以明白，台灣創業青年需要的並不是矽谷的光環，他們欠缺的是機會，還有鬆綁長久以來被僵固思維、以及法規的箝制。「要盡全力想辦法，讓台灣創業者的積極性及機會槓桿出來。」汪庭安說。

台灣或許不需要成為矽谷的複製品。但追求創業成功，台灣必須見賢思齊，眼前還有一段路要追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