跳脫「不好意思」的苦力形象,台灣創業青年勇闖矽谷

台灣創業團隊經常散發出「不好意思」的氣質。像是不好意思拿資源、不好意思講英文、不好意思展示自家產品。太多的不好意思,使得台灣前往矽谷的團隊數一年不如一年,契機一次次從手中溜走。

「打群架」是拋開「不好意思」的壯膽訣竅、也是縮短新創公司進軍國際市場距離、一塊最有力的敲門磚。為了拋開彆扭的氣質,陳泰谷鼓勵他接觸的創業團隊,行有餘力買張機票去矽谷看看。到了矽谷,則盡可能地打開五官,與創投、當地創業者交流,體驗在地使用者的需求以及生活方式。「當你到了那個環境,就會督促自己更努力。」

「我沒有鼓勵大家都變壞、都變狼,但是當機會來臨時,要站上風口,才有起飛的機會。」陳泰谷說。

2016年九月,標榜可以隨消費者喜好、調整配料的智慧釀酒器 Alchema 成員,前往舊金山參加 2016 TechCrunch Disrupt SF 大會,與來自全球逾 70 國、750 個以上的創業團隊交換創業想法。此行不只 Alchema,另外還有 11 個台灣的創業團隊,在台灣新創競技場 (Taiwan Startup Stadium, TSS)執行長黃蕙雯的協助下,來到矽谷。

運作上帶有半官方性質的 TSS ,起源於起源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「創業拔萃」計畫。歷任 Google、Yahoo 奇摩等擔任管理職的黃蕙雯,首要目標是打造 TSS 為「新創團隊進軍海外市場的最後一站」,將台灣創業團隊推向國際。

創投看新創團隊的標準之一,是產生收益的價值。或者,更直接地說,創投大多數在意的是可以量化的用戶數及流量。如果創業者只經營台灣市場,變現的機會就差了一大截。

如今軟體科技創業,不像過去創業團隊走出國際,需要縝密的計畫與多方資源銜接。現在只要  App 一推出,搭配多國語言的翻譯,便能順利站上國際舞台。

縱使機會擺在眼前,但美國矽谷創投 Quest Venture Partners 亞洲地區合夥人陳泰谷觀察,台灣創業團隊經常散發出「不好意思」的氣質。像是不好意思拿資源、不好意思講英文、不好意思展示自家產品。太多的不好意思,使得台灣前往矽谷的團隊數一年不如一年,契機一次次從手中溜走。

「做生意得有門路、人脈,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新創團隊,單打獨鬥地進入國際市場的門檻是很高的。」 TSS 目前約有六十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導師 (Mentor) ,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從事網路相關創業。這些導師手把手帶領新創團隊開拓市場,從投資簡報、海外加速器面試等各階段,都備有大補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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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由熟門熟路的人帶領,組織『Founders’ League(創業者聯盟)』,能夠有效地將海外經驗傳承予青年。」陳泰谷分析。他認同「打群架」是拋開「不好意思」的壯膽訣竅、也是縮短新創公司進軍國際市場距離、一塊最有力的敲門磚。為了拋開彆扭的氣質,陳泰谷鼓勵他接觸的創業團隊,行有餘力買張機票去矽谷看看。到了矽谷,則盡可能地打開五官,與創投、當地創業者交流,體驗在地使用者的需求以及生活方式。「當你到了那個環境,就會督促自己更努力。」

陳泰谷要台灣創業者擯棄埋首寫程式的苦力形象,在矽谷時要把各方建議記下來,回台灣再慢慢嘗試。

「我沒有鼓勵大家都變壞、都變狼,但是當機會來臨時,要站上風口,才有起飛的機會。」陳泰谷說。

民間推政府協作

多年前,陳泰谷轉任 Quest Venture Partners 亞洲地區合夥人之前,曾經歷三次創業的經驗。第一次創業時,他懷抱著滿腔熱血,夜以繼日地與團隊一同投入於金融科技 (Fintech) 的技術開發。然而,礙於法規的限制,即使傾盡全力研究法條,最後仍因「不合法」而胎死腹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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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上,金融產業需要龐大資本支撐,背後牽涉的法規也非常複雜。當新創業者以科技方式,企圖優化金融服務,讓交易能更透明、或者去中心化的時候,往往受到現有資本額及法規的阻礙。
「從營業第一天,他們就擔心自己有觸法及坐牢的可能。」主張推動金融監理沙盒法案、屢次與金融科技新創業者接觸的立法委員余宛如表示。

當前,世界各國爭相競逐金融科技的版圖。余宛如立委辦公室指出,英國早已於 2014 年成立創新實驗室 (Innovation Hub) ,並於兩年後,在監理沙盒法案的保障下,協助 175 家新創企業取得事業進展。而鄰近的亞洲國家如日本,則於 2014 年起實施《日本產業競爭力強化法》,其中「消除灰色地帶制度」的規範,已有 74 家企業用以預先詢問業務是否抵觸現有法規。

宏觀來看,資訊力決定未來金融產業的範圍及領土,當中國大陸第三方支付平台—支付寶、美國的 Apple Pay 悄然瓜分台灣市場的份額,台灣的新創團隊不免自問:「我們自己的金融科技產業在哪裡?」在全球化的威脅下,不只新創團隊要走出去,政府亦應從源頭鬆綁制度。

在余宛如的立法版本中,取消了資本額的限制。余宛如表示,「金融科技是真正地鼓勵創新,不是玩資本的遊戲。」一旦金融監理沙盒相關法案通過,新創業者即被賦予在金融監管單位設置的實驗場域中,能夠模擬各式金融服務優化的新技術,並測試其附隨的影響,進而釐清法規的灰色地帶。

以往,金融監管單位的心態總是被動地與新創團隊互動,並以文書審查為主。

如今法律規定,公務人員必須主動積極地了解跟協作,回答金融科技業者的疑問,直接開啟新創業者與金融監管單位對話的契機。

曾經,像陳泰谷一般,台灣有許多新創團隊糾結於法律規範、迷失於茫茫大海中。台灣的起步,對照矽谷還有周遭崛起的大國晚了好久。懸於一線的創業生態,迫使政策推動者加緊腳步、鬆開法規枷鎖,用新的規則來免除新創業者的擔驚受怕。

「民主的壞處之一是冗長的立法關卡,拖慢建立制度的速度。」陳泰谷因此認為,政府與其思考如何做,倒不如放手讓民間已經在做的事情、擁有足夠的空間及資源成長上來。

余宛如補充,如同去年政府推出的「創業家簽證」,截至今年 10 月,僅 35人申請、26 人通過,與兩千張的目標落後一大截。背後緣由,政府在早期政策規劃時,缺乏完善的配套,政策自然不會成功。當務之急,政府需要盤點台灣現有的資源,找出優勢吸引國外創業人才,才有足夠的說服力吸引外國創業家買單前來。

當矽谷成為台灣創業圈下一步的願景時,可以明白,台灣創業青年需要的並不是矽谷的光環,他們欠缺的是機會,還有鬆綁長久以來被僵固思維、以及法規的箝制。「要盡全力想辦法,讓台灣創業者的積極性及機會槓桿出來。」汪庭安說。

台灣或許不需要成為矽谷的複製品。但追求創業成功,台灣必須見賢思齊,眼前還有一段路要追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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